古时候，人们出外办事都要依靠骑马、坐轿、坐船。在苏州，办事、拜客（尤其是女眷），轿子是主要的代步工具。因此，苏州的大户人家，进门都有个“轿厅（亦称前隔厢）”用来放置自备轿子。轿厅，也是女眷们出轿、上轿的所在。

当时许多家庭，轿子有自备的。但为了节省，不一定把轿夫供养在家里，临时需用了，交代“轿盘头”，由其组织（有时还要借调轿子）、传唤轿班（抬轿人）。

苏州是座水城，城里有许多桥，稍大一些的桥，以前都有一座供奉“上天王”的庙。在这庙里集聚了几个无业游民，其中有位领头人物，他垄断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里的几家大户的“轿班”生意。逢到大户人家有事，要传唤轿班使用，即由他指挥手下的无业游民去当差，得到的酬金，他抽取一些份子，“轿盘头”由此而来。

“轿盘头”是古时苏州的一个特殊行业，这行业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大户人家的婚、丧二事。遇到大户有丧事，“轿盘头”总是不招自到，从内而外，事无具细，各项杂事统由他招呼、指挥。出殡时，假使是讲些排场东家，仅靠一个“轿盘头”掌控的轿子、抬夫那就不够了，“盘头”就会借调其他“轿盘头”的手下和轿子。如此，在工钱上他又可多剥一点。

相比之下，嫁的进项更大。女儿未嫁时，女方家长要把妆奁在厅堂里摆放齐整。再按例请男家的媒人来吃饭，与他商谈“盘头”钱。意思是，结婚那天，要男方来人安排嫁妆的运输。妆奁越多，需用的人就越多，运费就越大，而这笔钱又是由男家开销的。狡猾的“轿盘头”便利用女主人爱慕虚荣的心理，总说妆奁如何丰富华贵、照料必须周到、人手绝不可少，这运输费当然也不能再少了。女主人也是要这笔钱越多越好，运费多了，说明自家妆奁之多；另方面也讨好了“轿盘头”，让他多赚些钱，补偿平时差遣他们的辛劳。如果男方媒人开价少了，就是看轻了嫁妆，有侮辱女家之意。

自明朝中期，苏州的丝绸生产规模扩大，“轿盘头”不再是桥头单一的生意了。盘踞于桥头等人招用之辈，增加了机户（丝绸业），再添上走做（不住家佣人）、剃头娘姨、泥匠木工等等，他们一清早就站立在约定俗成的各行业所盘踞的桥头等人招用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·苏州府风俗考》记载：苏州“郡城之东，皆习机业，织文曰缎，方空为纱。工匠各有专能。匠有常主，计日受值。有他故，则唤无主之匠代之，曰‘唤代’（一作‘唤找’）。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，缎工立花桥，纱工立广化寺桥，以车纺丝者曰车匠，立濂溪坊。什百为群，延颈而望，如流民相聚，粥后俱各散归。若机房工作减，此辈衣食无所矣。每桥有行头分遣，今织造府禁革，已其左右为利也。”“行头分遣”也即“盘头分派”，“轿盘头”彻底转换为“桥盘头”了。

清朝虽然有禁止机工站立桥头的规定，可这也仅对为供官家之用的丝绸机工一类吧（自清政府在苏设立“”织造局后，自有织机173张，且有固定机工）。因此，各业人员盘桓在苏城桥头，等人招用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。